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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元湖代表：擴大就業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工資性收入；鼓勵支持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
劉永好委員：鼓勵和支持規模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發展，為農民增收找到新路徑。
鄭秉文委員：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適時和適度介入。
朱洪武代表：將財政支出更多投向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領域。
收入關系到每個人的生活。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代表委員們表示，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了，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強。未來需要繼續攻堅克難，擴大就業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工資性收入；鼓勵支持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同時合理減輕百姓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負擔。
提高勞動要素的分配比例，鼓勵勞動者通過勞動邁向富裕
過去5年，百姓收入水平不斷提升，居民收入年均增長7.4%，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7.1%的年均增速。
2017年居民收入增長亮點頻現。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3%，增速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速0.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間收入差距繼續縮小，收入結構繼續優化，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幅較大。
“黨和國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通過采取各種有力措施，提高要素分配中勞動要素的分配比例，縮小一次分配中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鼓勵廣大勞動者通過實實在在的勞動邁向富裕。”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鄭秉文委員說，這不僅增強了人民群眾在改革中的獲得感，也提升了居民的消費能力，拉動經濟持續增長。
做好“加減乘除”法，持續增加收入，充實百姓“錢袋子”
穩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要拓寬百姓充實“錢袋子”的渠道。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戴元湖代表認為：“讓廣大百姓的‘錢袋子’更快鼓起來，最根本的是要靠擴大就業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工資性收入；最關鍵的是鼓勵支持創業，增加經營性收入。”
“繼續增加收入，要做好‘加減乘除’法。”戴元湖說，“加”法，就是要把產業升級和提升就業質量結合起來，強化技能培訓，推動實現更加穩定、更高質量的就業，直接增加工資性收入。“減”法，就是要減少群眾在養老、醫療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不斷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切實減少群眾醫療費用支出。“乘”法，就是要釋放創業創造財富的巨大潛力，提高居民經營性收入。“除”法，就是去除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各種障礙，掃除百姓增收的各種體制障礙。
海南省儋州市市長朱洪武代表說，應注重通過一次分配調節收入，通過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發布企業工資指導線等措施，不斷促進低收入職工工資收入水平合理提高，縮小各個群體間的收入差距。
目前，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委員認為，要鼓勵和支持規模化集約化的現代農業發展，為農民增收找到新路徑。一方面，需要加大資金和技術支持力度，發展一二三產業相融合、聯動的新產業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提升農業生產者技能水平，培養一批掌握現代技術的新型農民和鄉村技術人員，讓這些人引領帶動農民發展科技型、創新型、基于互聯網的新型農業項目。這需要有更多從事農業產業、有經驗的龍頭企業參與其中，培養人才，輸出項目，引導農民創業增收。新希望集團計劃用5年時間，聯合一批優勢涉農企業，為社會培養10萬名新農民、農技員。
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收入差距
居民增收，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切好“蛋糕”，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適時和適度介入。其中，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兩個重要手段。”鄭秉文表示。
鄭秉文分析，目前，我國還缺少遺產稅等能對收入起調節作用的稅種，導致勞動在分配中的所得比例變相降低了，未來需要加強對這些稅種的研究，適時出臺。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動分類個人所得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進程，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納稅能力，發揮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
“目前，僅以個人收入為衡量納稅能力的標準，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狀況、贍養情況、大額醫療費用等方面的因素，難以根據納稅人的實際情況進行征稅。在收入相同的情況下，如果一個家庭要贍養父母、撫養多個子女、支出高額醫療費用等，那么相比沒有這些負擔的家庭，其納稅能力顯然要低很多，在綜合所得稅制中，這些因素都能夠在最終稅負中體現出來。”鄭秉文說。
百姓的“錢袋子”鼓不鼓，既要看收入漲不漲，也要看教育、醫療、養老等負擔重不重。朱洪武建議，加大民生支出的力度，將財政支出更多投向基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救助、脫貧攻堅等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領域，從而有效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本報記者歐陽潔、呂莉、段宗寶、尹曉宇、趙貝佳、齊志明、閆旭、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