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最成功的時代。它的成功不僅表現在國家財政的增收以及本國人民群眾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體現在通過海上絲路推動了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與文化交流，促進了財富在沿線國家間的流動并持續增長，是始自中國惠及全球的千秋偉業，是中華和平崛起與世界攜手共富的最好證明。
宋元時期特別是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科技、教育最繁榮的時代，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巔峰。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元經濟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工商業發達。據《文獻通考》記載：宋神宗后期某年北宋稅賦總收入為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占30％，工商稅占70%。這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而在工商業的稅賦中，對外貿易又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而這一切，均要仰賴被宋元視為黃金生命線的海上絲綢之路。所以宋高宗趙構才會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
既然宋元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給沿途各國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和財富，那么承載財富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其源頭和起點又在哪里呢。
一、瓷器成為國庫收入和世界各地創富的主要工具與載體
在宋元時期，支撐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大宗商品，已由原來的絲綢變為瓷器。沿線國家也開始以陶瓷代稱中國。自Seres（絲）到China（陶瓷）的稱謂變化，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陶瓷在海上絲路中的主導地位。那時，海上航行的大都是中國的商船，船中大都是瓷器商品。
宋代記述海上交通貿易等內容的《萍洲可談》這樣表述瓷器海運情況：“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也就是說船中主要是瓷器，多得堆滿船艙的所有空間，人晚上只能擠在貨物上睡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文寬研究員在《中國古瓷考古與研究五十年》一文中總結道：“中國瓷器可稱為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大、銷售地點最廣的商品。”日本著名陶瓷學家三上次男在著述的《陶瓷之路》一書中，干脆把這條運輸瓷器的海上絲綢之路稱為“陶瓷之路”。
探究瓷器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大宗商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點：一是陶瓷的性價比高，需求量大，又極受國外歡迎，從業者能獲取較大利潤；二是海上運輸方便，裝載穩定后不易碎，運量又大，一些大船一次運載竟達10多萬件。同時瓷器又是遠洋帆船最好的壓艙貨物，裝在底艙，還可以防止茶葉和絲綢等商品受潮，一舉數得；三是自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開始的瓷器等商品可以代幣直接博易等規定，也減少了貿易的中間環節，極大地促進了瓷器的出口外銷。
瓷器出口量雖然大得驚人，需求卻還是遠遠不能得到滿足。導致中國瓷器一運到國外，立即身價倍增，價比黃金，成為外國人的珍藏和身份的象征。為此，世界各國一些有心的商人、傳教士和制瓷工匠來到中國，通過各種途徑千方百計學習中國的制瓷技藝。在中國瓷器的影響下，世界各國的制瓷工業從仿制到創新，均有了極大的進步，從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文化的興盛與經濟的發展。中國瓷器真正成了聯通古代中國與沿線各國人民的文化使者、幫助他們打開財富大門的金鑰匙。
二、龍泉青瓷成為宋元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瓷器的主要代表
青瓷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巨大貢獻，所以青瓷有“瓷器之母”或“瓷器鼻祖”之稱。龍泉青瓷，承自越瓷，始于南朝，興于北宋，盛于南宋。龍泉青瓷以瓷質細膩，線條明快流暢、造型端莊渾樸、色澤純潔而斑斕著稱于世。
燒制龍泉青瓷的龍泉窯既是宋代“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窯之一，又是宋代“龍泉窯、定窯、磁州窯、耀州窯、鈞窯、景德鎮窯、建窯、吉州窯”八大窯系之一。
“中國陶瓷研究之父”、原故宮博物院陶瓷館館長陳萬里曾先后8次到龍泉大窯等地考察古窯址，他說：“一部中國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龍泉”。
研究中國宋史的日本專家小島毅教授著的《宋朝：中國思路與宗教的奔流》一書中明確闡述：“宋代陶瓷才是貫通古今東西、人類所能得到的最美的器物。”“比起黑瓷和白瓷，當時的宮廷更喜歡青瓷。南方的產地是處州龍泉縣，龍泉窯繼承了自古繁榮的越窯的傳統。”“因為占沿海的地利，所以出口量很大”。
中國歷史地理學泰斗陳橋驛在為《龍泉縣地名志》作的序中說：“一千多年以來，就是這個縣份，以它品質優異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為我們換回了巨額財富，贏得了莫大的榮譽”，“從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灣、阿拉伯海、紅海和東非沿海……無處沒有龍泉青瓷的蹤跡，這條漫長的‘陶瓷之路’，實際上就是中國陶瓷特別是青瓷開拓出來的。”
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劉剛、李冬君夫婦發表的《宋朝的大航海時代》一文中指出：“宋代最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龍泉瓷，宋朝五大名窯，其中哥窯就是龍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窯，都屬于宮廷品位，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銷瓷的范疇，唯有龍泉瓷，對內能滿足精益求精的宮廷品位，對外能行銷世界。那時，景瓷初興，青白瓷跟著龍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2009年9月30日，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選的陶瓷類項目。
從出水的“海撈瓷”中也可以發現龍泉青瓷在海上絲綢之路所運載的瓷器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1984年，韓國考古界打撈出一艘中國元代沉船。在這艘船上，共發掘出了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龍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達72%。
龍泉本土青瓷研究專家方海、方岳在《日本的“龍泉青瓷熱”與其體現的禪意美學特點淺析》（《藝術與設計》（理論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也指出：“尤其是在日本出土的13世紀下半葉（元初期）至14世紀中葉（元后期）的中國貿易陶瓷中，龍泉青瓷已經占主流地位，成為中國貿易陶瓷的代表。”
三、龍泉及其甌江兩岸是宋元海上絲綢之路內陸地區最重要的起始地與財富發祥地、輸出地
說起宋元時期最繁華富有的城市，人們自然會想到北宋開封、南宋臨安、蒙元大都以及具有“東方第一大港”之稱的泉州等，但若論傳統手工業特別是制瓷業的發達及高GDP，或當首推盛產青瓷寶劍的浙江龍泉及其甌江兩岸。
甌江流域制陶業源遠流長。甌江的甌，古時即指陶器。甌人善于制陶，甌江也因此得名。1997年遂昌縣好川文化遺址發掘中也發現，處于良渚文化晚期的原始甌人尤長于制陶，并在生活中廣泛使用陶器。從制陶到制瓷，漫漫歷史長河中，龍泉的匠人們代代傳承，讓青瓷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甌江兩岸、漫山遍野。
宋元時期的龍泉城市面積達6平方公里，人口達十余萬。街上商業興旺，各種瓷器店鋪林立，國內外來此做青瓷生意的商販往來街巷，熱鬧非凡，是真正的瓷都。穿龍泉城蜿蜒東去的甌江，全長達388公里，是浙江第二長的江。江兩岸瓷窯星羅棋布，窯火相映成趣，十分壯觀。
如果，能夠夢回宋元，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龍泉及甌江兩岸，才是宋元海上絲路內陸地區最主要的起始地。
因為在這里，我們看到海上絲綢之路最主要大宗商品龍泉青瓷——從設計備料到生產制造再到裝船運輸的整個過程。這比起從海上港口算起的起點，從內陸主產地起始的起點，會讓海上絲綢之路更加完整、更加豐富、更加波瀾壯闊。
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八百里甌江》一書指出：“大量的史料與考古報告可以證實，宋元時期的甌江沿岸航運業與造船業十分發達，港口興盛，著名的龍泉青瓷成為早期海上貿易的重要物品之一。”“八百里甌江，歷來是浙西南的水上交通要道，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是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節點。”
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教授劉剛、李冬君夫婦在上文中還提道：“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點轉到了甌江上游的龍泉窯，出口就在溫州。從溫州出發，走東洋，或經由明州轉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廣州、泉州轉口。”文中明確提出“陶瓷之路的起點就在甌江上游”。
如果，能夠夢回宋元，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龍泉及甌江兩岸，還是宋元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財富的主要源頭和發祥地。
龍泉市青瓷協會會長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據史料記載，沿甌江兩岸共發現宋元時期青瓷窯址500多處。龍泉青瓷每年出產量達2000多萬件，其中出口估計達1000多萬件。”這個數量當居全國各瓷器生產地首位。
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陶瓷史》在文中也指出：“在明代前期墓葬中，龍泉青瓷的出土量遠比景德鎮青花瓷為多，說明民間用瓷在明弘治年間仍以龍泉瓷為主。”
另據浙江在線新聞網站2008年1月2日報道，800年前龍泉是“國家級出口基地”，出口量達1000多萬件。據《大明會典》第194卷載：當時外銷青瓷盤每只價為150貫（宋元時期1貫為1兩銀子，1兩銀子約合現在500元人民幣）。若按年外銷量和平均單價均減半的保守估計，即年出口量為500萬件，平均每件75兩銀子，則銷售價值可達3.75億兩銀子，約合人民幣1875億元，相當于2017年龍泉所處的麗水市1300億元GDP的1.44倍。
龍泉及甌江兩岸成為宋元全國制瓷中心，成為名符其實的海上絲綢之路內陸地區主要起始地和財富的發祥地、輸出地，有其必然性。可以說在當時情況下具備了制瓷業迅猛發展的所有條件。
一是在制瓷材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龍泉山區土肥林茂，生產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十分方便。而到處都有的低丘緩坡又非常適合建造燒制青瓷的龍窯。特別是龍泉豐富的瓷石資源、瓷土和含鐵量較高的紫金土為龍泉青瓷成為中國宋元時期瓷器代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是水路交通十分方便。甌江水道干流支流十分發達，水網密布，許多瓷窯依山傍水而建。瓷器成品出窯后，窯主可以較少的人力就能完成搬運、裝船、運輸等工作。這些瓷器等商品通過船、筏等水上運輸工具順流而下，然后轉由溫州、泉州等通商口岸，將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
三是修生養息、躲避戰亂的好地方。整個宋朝，硝煙四起，戰亂不斷。逐漸縮小的疆土，也是無處不被戰爭的陰云籠罩。而處州龍泉，山高林密，水深流急，易守難攻，既是南宋王朝理想的備選陪都，更是北方遷徙而來的士農工商躲避戰亂、從事生產生活的佳境。龍泉市文聯主席王振春在其主編的《還原繁華——宋朝的龍泉》一書中就提出，有“甌婺八閩通衢”之稱的龍泉實際上是南宋的“陪都”，在龍泉的下樟村目前還留有南宋行宮遺址。（作者 王劍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