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云
在今年安康兩會上，不少的代表委員談到安康發展中的體制創新、機制激活問題，大家的意見都是從現實的問題引發，談到表現，看到不足和危害，甚至洞察到某些方面體制不順機制不活所帶來的對于改革與發展的力道消彌，這樣的話題很容易激起會場人群的共鳴。
新聞記者從會場帶回這些討論甚至爭論的信息，讓我們嗅見春天般成長的氣息。因為這樣的討論或爭論，是安康正在進行的重要發展工作的激情之音、理性之音，也是福分之音，看到現實中存在的問題，立足于破解問題，讓發展的工作更加輕裝上陣，少一些不必要的因襲，這正是發展的正向能量。
體制與機制，我們常掛在嘴邊，在實際工作中也會有“適與不適”的感受，有時候感到工作推動不力，很容易從體制機制上找到問題的癥結。撇開純理論不講，大家工作中的感受和緣于某些程式化制度化的羈絆，可能更為真切，因為這些因素直接作用于具體的工作，好的制度當然有力地促進了工作，反之則是制約。
體制性機制性“不適”，或簡單理解為制度性滯后，在發展中的各個階段，都是客觀存在的。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工作的要求在變化，發展的內涵也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豐富，會改革，會創新，過去一段時間認為是管用的方式方法，到了現階段可能恰恰變成了反作用。所以改革與創新是常新的，需要在不同的階段調整。囿于舊的方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于與時俱進精神不符，也于我們正在做的改進工作的努力不符。隨著改革意識的增強，我們各個方面大體上形成這樣的理念，制度的不斷建立健全是通行的法則，除了刻意違反制度，在有利發展層面表現的制度性改革都是必要的，應當給予尊重。
或許可以這樣理解，體制是政策層面的設計，表現為相對的穩定性，機制是政策執行層面的設計，表現為靈活性與適效性，在體制大體上還適應現階段情況的前提下，如果執行是困難的，或者事倍功半的，那么最大可能是機制上出了毛病。反過來說，體制如果是趨向于僵化與過時的，機制再努力效果也大打折扣，甚至沒有功效，那顯然應當從體制上找病根。好的體制要有好的機制，好的機制一定要對應一個好的體制，這樣理解，大體上能夠說清體制與機制的關系。
比如“為政不為”問題，總體是說，黨和政府的要求是明確的，人民群眾的期盼也是明確的，為什么這一情況還長期存在？體制上可能表現為權力監督的缺乏，機制上對于權力使用功效的評價或失之于寬、失之于隨機，或在一些地方壓根就沒有這個評價機制，大的要求是一套，執行層面是另一套。誰來監督執行，誰來評價執行，監督和評價的結果誰來運用，運用到什么程度？對此，我們基層能夠用力改進的，可能更多在于機制的創新和強化，末梢神經出了問題，或執行端出了問題，自然不能簡單怪責體制這個大是大非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多多自我反省。
對記者從兩會帶回的情況分析，很多有識者有一個認識，現在的發展越來越趨勢于各個方面、各個要素的融合，無融合無出路，而老的體制很大程度上囿于條與塊的分割，看似責任明確，但事到臨頭各有自保的說法，很多時候合力不足造成工作推進成效大打折扣。再比如，我們的干部職工不可謂不多，所謂吃財政飯者眾，但差不多所有部門、單位用起人做起事來總會備感人力的缺乏。有識者以為，人人盡職責，人人有事做，各盡其能，這樣的要求不為過，但需要機制上的保障。我們講改革創新是當務之急，恐怕更多的還是體現在發揮人的能動性上，比如我們的事業單位門類齊全，人員眾多，但很多單位用人不活，管理乏力，人浮于事，人多不干事，在人的問題上不會管、不敢管，這樣的情況是存在的。我們注意到，兩會代表委員關于體制機制創新的呼聲更多的來自于事業戰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公共服務需要日益提升的新情況下，事業單位如何加快推進自身改革，讓服務真正上位，讓事業單位真正干好事業，在用人機制上，服務取向上，相對應的自主權上，靈活的市場機制上，都有可為之機、可創之新。我們還注意到，一些代表委員敏銳地談到農村三次產業融合過程中的體制機制配套問題，這里面既有行政體制整合，也有在某些關鍵領域的先行創新，如加快推進農村生產關系革新，把中央關于農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落實到位，并地方化。再比如今年兩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全域旅游發展問題，這是個重大的戰略選擇，題目已經出來，答案在哪里，尤其靠譜的答案、規范的答案在哪里，旅游發展的體制機制還有哪些“不適”，恐怕都需要我們及時加以研究破解。
對安康加快發展的體制機制重新審視與觀察，放在新要求下查找存在問題，看看哪些問題是迫切要解決的，都是我們必須要做的重要功課，兩會傳出的民意已然直指改革與創新的迫切。這牽涉到不少的方面，特別是那些事關戰略全局的方面，事關激發活力的方面，事關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事關發揮發展自主權方面，整合與融合，強化與弱化，打破與重組，分解與合并，監管與放權，等等，這些工作選項我們以為都是重要和必要的。體制機制活了，必將煥發發展的能動性，發展也必將事半功倍，風清氣正，發展的合力也必將更強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