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云
去年以來，到基層采訪脫貧攻堅工作，聽到有識者最深刻的思考之一，就是我們拿什么幫著、帶著、拉著、推著貧困人口一起走向小康。而聽到最有說服力的舉措，就是讓農民有機地組織起來，用“三變”改革之力和新的經濟形態推動農村二次創業，讓廣大農民立足鄉土走出新路。這個新路就是大幅度地提升農業的比較效益，通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開創農村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組織起來是一個大大的門檻。值得我們高興的是，農村和農民以及農業的組織起來，在安康并不是一句新提的概念和議題，早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安康農村勞動力結構、產業結構、新經濟的發展，早已讓農業產業化這個時代命題落地生根，從那時起到今天安康農村新的經濟形態、新的產業集成、新的勞務分工，無一不是起步自那個思想解放、要素開放、農民精神振奮的時代。安康今天農村持續向好的一面，無一不是得益于組織起來的功勞，也無一不是三次產業融合發展的巨大激勵。
從近期國家統計局安康調查隊就安康產業精準扶貧政策實施效果的調查情況來看，通過市場化的組織形態的創新，安康農村在富硒產業、生態旅游產業、勞務產業三大領域業已取得鮮明的成效，特別在富硒產業方面，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一縣一支柱的梯級結構。目前全市市級以上農業產業龍頭企業124家、專業合作社1280家、家庭農場583個，政府通過年300家新型產業經營主體與貧困戶對接，累計幫扶貧困戶21822戶、66236人走出貧困和正在告別貧困。在勞務產業、生態旅游產業方面，更是呈現方興未艾之勢，培育、調整、共建、參與、就業、配套、入股經營等方式方法，正在有力地改變廣大農村的發展觀。全市十縣區都在實踐中探索出接自己地氣的好方法、好經驗、好模式，一個農民、集體、企業、政府“四位一體”的安康農村三產融合發展促進機制，正在有力地形成中，一些地方早已得體制機制先機，走在全市農業現代發展的潮頭、前列。
總體上評價，我市農村的新經濟發展，路數已經明晰，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做法，也越來越受到實踐的再檢驗。實踐一再證明，我們的路數是有效的，方向感是明確的，所激發的動能是明顯的，所帶來的新變化是強烈的。但憑心而論，安康農村新經濟的發展也還只是初步的，遠未達到決勝全局的階段，發展中的不平衡性是存在的。發展程度不一，效果有好有差，可持續性和短期行為并存，廣大農民主動走抱團走和被拉著走、推著走、不愿走、走不快、走不遠等等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特別是不少農村基層黨組織、村委會，包括一些形式上建立起來的農民合作社，不會抓產業經營新經濟、不會闖市場，不會主動與別人協作、合作，“黨支部+”的模式在產業發展層面還很隔離，“支部+產業+合作社+公司+基地+農民”這樣的新形態，遠未在更加適應市場發展、農村社會治理、農村文化倫理建設等關鍵層面上取得重大實質性發展，這些帶來了農村發展一系列動力不足的問題。
筆者在一個村采訪農民合作社發展情況，發現這個兩年前為適應脫貧攻堅建立起來的種養專業合作社，如今舉步維艱，村干部們談及合作社鞏固發展和進一步發展，大多信心不足，方向不明。究其里，這個合作社建立之初，在幫扶單位的支持下，基本靠幾個村干部出面出力，流轉了幾百畝土地發展茶園，合作社產權不明，農民與合作社的關系僅僅是土地流轉和雇工關系，并沒有建立起合作社與農民有產權利益相聯的紐帶，農民并不關心合作怎么走下去。這個合作社，基本是一個行政推動的產物，它誕生于鄉土但實際上與農民距離很遠。當然，這個合作社目前有了一定的產業基礎，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體制機制問題，就是怎樣讓農民真正進來“合作”，把合作社真正辦成農民自己的家、自己的組織、自己的企業，讓每個農民在其中都有一份利益，大家都關心它、愛護它。
以筆者有限的見識，類似的合作社，即形式上建立起來但在發展運作上動力遠未激發、發展缺乏后勁、當家產業不明確、市場態勢不明顯的，在全市農村并不少，不少農民合作組織是在當時行政推動下的“跟風”產物，在后續發展中沒有解決好體制機制的大問題。
新時期農村的發展，必須走出一條“再組織、再合作”的路子。對于這樣的認識，現在在一些地方的干部思想意識中，似乎還不完全明確，甚至有所懷疑；對于工商資本下鄉，疑惑也較多；對于農村資源變農民資產，資產變為資本的認識，還有葉公好龍之惑；村上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還不夠，用傳統農業的生產組織方式看待農業資源變資產變資本、農民變股民這個新生事物，有時還跟不上市場思維的節奏。或許從組織形式是認同的，但在組織內部機制的鍛造上，還想不開，想得窄，想得淺，大利益與小利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農民與企業利益、集體資產整合與農民股民化等等關系，都有提升的急迫。
算大賬，中國農村、農業、農民自1978年后，已經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時代變遷之路。過去的四個“十年”，每一個十年都是“三農”巨變的十年。1978年至1988年，是中國農民的黃金十年，農村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極大釋放，農民解決了溫飽問題，鄉鎮企業崛起，農村勞動力開始分流；1988年至1998年，是中國農業糧經調整期，農村多種經營迅速發展，農村勞務外出力度加大，農村“993861”人員出現；1998年至2008年，傳統農業加速凋落，鄉鎮企業式微，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經濟方方面面，農民工返鄉成為常態，農村新經濟如何發展成為大課題；2008年至今，農村二次創業成為主流意識，一方面農民人口留在城鎮增量上升，一方面返鄉勞動力尋求新就業。這一時期，農村經濟政策全面調整加強，城鄉一體化發展、新農村建設、遷移扶貧、脫貧攻堅等力度加大，這一系列重大變革引導農村生產關系變革，隨著工商資本大規模下鄉和農民工返鄉二次創業，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期起步，農村巨大的生產經營活力正在再一次被調動出來。
四十年的中國農村變革的歷史進程和軌跡，讓我們明白一個道理，農業的發展必須走出一條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子，固守傳統農業，或完全脫離農村生產經營和文化倫理實際，都不能解決好農村發展的根本問題。從1949年以后的農民分田到戶，到之后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以至人民公社，再到1978年以后的農村土地承包到戶，走出了一條分、合、分的軌跡，今天當我們面對農村的再創業再發展，無疑在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上都有一個繞不過去的體制機制大坎，這就是農村、農業、農民的“再組織”問題。看待問題的焦點是，前一個分、合，是那個時代經濟基礎條件下的必然產物，而今天的“合”，不再是行政命令下計劃手段的產物，它是順應市場化、農業現代化發展自有規范和規律的必然選擇，是經濟效益、市場效益、社會效益“三效合一”的大趨勢，認識到今天之“合”的重大意義，就決定了我們的思路必須更多地圍繞這個“合”來看問題、想問題、謀良策。換一句話說，今天我們在組織農村工作和發展時，如果不從“合”出發，落腳于“合”，成事于“合”，顯然就不算順應了農業的市場化發展、現代化發展。
尤其是，當下全市上下對于脫貧攻堅工作抓而又緊，解決好貧困人口及所有農村人口的可持續生產經營、長治久安問題，顯得更加緊迫。這個問題事關當下，更事關長遠，既是坎，更是坡。如何借脫貧攻堅這股東風，借助國家脫貧攻堅和其他方面農村新政策實施之機，推動全市農村新經濟組織發展躍上新臺階，意義十分迫切而重大。
2018至2028年，無疑在當下的農村發展慣性下，必然是又一個黃金期。為了這個黃金期，“三農”經歷了近四十年的磨難和自調自適。可以預見的是，在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基礎上，中國的農村經濟必然創造出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新形態，從1978年到2028年前后五十年的中國農村巨變，也必然會“換了人間”，城鄉一體化、農村一二三產融合、農民職業化、農業產業化、農村園林化城市化鄉愁化，這樣的圖景，都不只是規劃中的藍圖。
近期，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中央深改組第三十八次會議，對農村發展進一步明確了新的圖景和政策保障，一個是國家生態主體功能區建設中的戰略和制度完善，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格局在市縣層面精準落地，這無疑將有力地促進我們的“三農”發展；一個是探索建立涉農資金統籌整合的長效機制，這也無疑會對農村新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加大。包括會議審定的國土空間規劃的“多規合一”問題，都與農村發展息息相關。
令人高興的是，前不久市政府召開的今年第九次政府常務會議，也審定通過了《安康市涉農資金整合項目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支持大農業發展的方向。時不我待！我們當全面擁抱安康農村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不斷從改革創新出發，激發安康農業發展的新動能，努力創造出安康新農村發展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