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斌
著名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以其淡然而冷漠的筆觸，描述了主人公福貴一生中所經歷的種種苦難。這些苦難從他的家庭破碎開始，一直延續到他老年時的孤獨和貧窮。然而，余華并沒有讓讀者感受到他對這些苦難的同情或者悲傷，反而讓讀者看到了一種超越痛苦的平靜和堅韌。他的敘事很冷靜，講述福貴一個又一個親人的死難，沒有過多的情感渲染，也沒有過多的道德評判，只是真實地呈現生活的面貌。
《活著》的敘事倫理是基于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只是個體（小說中福貴）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是福貴活著的生命痕印以及他經歷的人生變故。自由倫理是陪伴的倫理：“也許我不能釋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無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給你講述一個現代童話或者我自己的傷心事，你的心就會好受得多了。”問題恰恰是我讀了小說之后，一點也不好受。我想象不出比福貴更悲慘的人。可能唯一可以喟嘆的是：相比福貴這樣悲慘的人，我是幸福多了。福貴的生命故事，刻下了個體感覺的深刻痕印，所有創意的結果：活著只是為了活著。小說中的講述，福貴和他同名的那頭牛相依為命其實也隱喻了人和動物生活的本質似乎一樣。至于福貴遭遇的人生經歷，也是大多數讀者聞所未聞，甚至不敢想象的故事，很少有讀者能夠與書中的主人公福貴共情共鳴。
著名作家路遙也寫苦難，苦難敘事是路遙作品的核心內容。無論《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都在寫苦難。無論是物質的貧乏，還是精神上的困頓，都在折磨著他筆下的人物。高加林、孫少安、孫少平。都是在種種苦難的重壓下，頑強活著，以堅韌不拔的毅力與決心改變著各自的命運。這些人物對待困難的態度與福貴有著根本的不同。
福貴少年時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吃喝嫖賭游手好閑，賭光了家業，輸得一貧如洗。搬進茅草屋，學著耕作農田，重新開始了生活。從此他與“福”與“貴”再無緣分。成了一個是貧窮而老實的莊稼人，父親被氣死，母親病死，此后一件件苦難落在他的頭上。他憑借瘦弱的身軀扛起了人生中所有的不幸和劫難。苦、痛成了他的生活常態。他遇到生活不順的時候，毫無辦法，只能被動地承認現實、以哀嘆命運不濟來減輕痛苦。這是一種壓縮人性需求以適應環境的生存方法。福貴的苦難觀就是忍耐，當然這同樣是一種堅強。如同余華在《活著》韓文版序言中所寫“《活著》還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的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他沒有斷。”
而路遙小說中的孫少平、田曉霞、高加林則是自強不息、創新求變。在他們眼里：苦難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可怕的是失去追求和理想。苦難需要忍耐，更需要不斷提升自我。他們對苦難的認識是以更大的胸懷包容和理解，把美好的未來作為奮斗的原動力。很顯然路遙對苦難的書寫與余華書寫苦難的敘事倫理不同。他是一種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劉小楓說：“在人民倫理的大敘事中，歷史的沉重腳步夾帶個人生命，敘事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 讀路遙的小說，我們似乎不是在聽故事，而是和其中的人物高加林、孫少平等共患難、同呼吸；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作家的影子。我們和書中的人物只是謀生之道不同，柴米油鹽中的悲歡是相通的；我們共同的人生之路雖然或直或彎，但奮斗歷程中的冷暖是相同的。
無論余華，還是路遙，他們小說的苦難構成都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所以苦難的構成必須回到生活中，回到人。如果只關注了物質條件、社會環境或意外災害，忽視了人的感情，小說就變成了堅硬的經濟、社會制度或自然災害的控訴。路遙的小說指出苦難產生的原因，即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愛情與物質的矛盾、人生追求與生存環境的矛盾、情感與理智的矛盾。不僅如此，他以孫少安的形象表現出傳統道德與現代文明的沖突。字里行間充滿了關切和同情，也晃動著作家自己的身影。而我們在余華小說《活著》里看到的只有苦難，除福貴兒子的死，我們似乎看不到苦難一生的福貴究竟為什么苦難？一個親人接著一個親人死去，似乎只是一種命運的擺布。作者也似乎只是在講一個故事，一個與自己，也與讀者并無直接關系的悲情故事。
作者對于苦難的態度，實際上是對“人活著的意義”的探索。加繆說：“在一個人與自己的生活的關系中，存在著某種壓倒世界上一切苦難的東西。”“對死亡的閃躲，那就是希望。”我們可以這樣以為，苦難之下，人們因某種叫“希望”的東西而活著。這可能就是路遙對于苦難的立場。他在言語間引導讀者朝著“某種光明的希望”而努力，主人公孫少安最后取得成功，孫少平探索新的人生價值，都是理想化的敘事方式，即“終點光明論”思想。而我們在《活著》中看不到福貴的希望，特別是小說結尾講述福貴拉著牛慢慢走去時“兩個福貴腳上都沾滿了泥，走去時都微微晃動著身體”。這其實把作為人的福貴與作為牛的福貴合二為一，福貴的人生就是牛的一生，也不會有什么其他的新的生活。
從社會批判角度上看，《活著》或許沒有超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活著》中除福貴的兒子有慶的死與社會秩序和人類的公德有關，其他人的死似乎都只能怪命運的作祟。但路遙筆下的高加林因為社會不公才懷才不遇；孫少安兄弟的命運都與社會不公息息相關。從作家自身對苦難的認識上看，余華顯然沒有路遙深刻 ，這可能和他們各自的成長環境有關。余華出身于雙職工家庭，父母都是醫生，個人成長也一帆風順成為收入不菲的牙醫。他沒有底層生活的直接體驗 ，對苦難的認識有局限性，缺乏力度和深度。而路遙的童年幾乎是在饑餓和憂郁中度過。“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常常為他的整個人生定下基調，并規范著他以后的發展方向和程度，是人類個體發展的宿因，在個體發展史上打下不可磨滅的烙印”。
謝有順講：“敘事是在復述生活，也在創造生活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正是敘事倫理的終極旨歸。” 《活著》所有對福貴的講述，我相信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這是生活的真實。按照現實生活的邏輯，也完全有這樣一種可能。而路遙在講述苦難的同時，能夠讓人看到光明，得到安慰。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兩種敘事倫理，兩種不同感受。我不是說其中哪一種敘事倫理就好，而是無論哪一種敘事都應該有創造生活的可能性。敘事倫理不僅關乎文學，還關乎著我們的現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