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
２２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更好守護困難群眾生命健康。
此前已經過三年試點的大病保險，不僅點燃困難群體遭遇大病重病時的希望，有力提升整個社會對疾病風險的承受能力，更承載著制度創新、深化醫改的重任。中國特色的大病保險制度面臨著哪些艱巨挑戰，又將如何破解“看大病難”？
雪中送炭，向大病重病傾斜
“你看，這張支票就是我老婆生病時獲得的新農合大病保險補償，一共是１６萬多元。如果沒這筆錢，我家因治病欠下的２６萬多元債不知要還到哪一年。”江西省南昌市新建縣望城鎮三聯村村民戴麥根指著墻上的支票影印件說。
２０１４年，戴麥根妻子騰長蓮被確診為腦海綿體竇靜脈瘤破裂，先后花去醫療費用３６．９７萬元。盡管后來新農合給報銷了最高年度補償８萬元，但需個人承擔的２８萬多元對戴麥根全家來說是個無比沉重的負擔。而去年，大病保險使包括騰長蓮在內的新建縣１２８４人以及他們的家庭重獲生機。
長期以來，困難群體得了大病重病無錢治療、貧病交加的現象，沖擊著民眾心理和社會穩定。２０１２年８月，國家發改委（醫改辦）等六部委下發了《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的指導意見》，多個省份隨即紛紛制定方案開展試點，在此基礎上，大病保險年內將覆蓋所有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參保人。
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教授梁鴻說：“全力以赴保大病，符合目前我國的社會經濟和醫療服務發展水平，特別是將有限資源向最需要的困難群眾、最迫切的大病重病傾斜，兼顧公平與效率。”
“大病醫保不增加群眾負擔，同時有力放大保障效應。”北京市人力社保局醫保處相關負責人說。
北京市城鎮居民大病保險資金由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按照當年籌資標準５％的額度劃撥。北京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在本市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發生的“起付金額”以上、５萬元（含）以內的費用，由大病保險資金報銷５０％；超過５萬元的費用，由大病保險資金報銷６０％。
上海城鎮居民大病保險政策自去年７月１日起試行。自今年１月３０日起，由商業保險公司開始承辦居民大病保險。截至６月２１日，４家公司總計受理７１６７人次，賠付金額１１２４萬元。其中，惡性腫瘤及精神病患者居多，就業年齡段居保參保人及重殘人員為受益的最大群體，賠付額占總賠付額的９１．８６％。
仍需攻克多重難題
城鄉居民大病保險把社會保障與商業保險相結合，是持續深化醫改的重大創新，為大病患者帶來了福音。然而，有專家指出，這一重大惠民政策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面臨著報銷目錄受限、籌資難、統籌層次低等諸多困難。
記者在北京腫瘤醫院采訪時，一些大病患者提出，有很多效果較好的抗癌藥都是自費藥，這也是“看病致貧”的重要原因。北京市醫改辦表示，北京市大病保險目前只能報銷醫保目錄內的項目，主要是為了保障基本醫療。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大病救治過程中，目錄外用藥花費比例更高，成為拉低實際報銷比例的重要因素。為此，部分地區已開始嘗試進一步擴大報銷范圍。
實施大病保險又不增加患者負擔，就面臨著一個“錢從哪里來”的問題。事實上，隨著就醫需求進一步釋放和醫療費用上漲，多地基本醫保和新農合基金超負荷高位運行。在中部某省，全省各統籌區域新農合基金當年使用率多在９３％左右。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聯指出，從城鎮居民基本醫保和新農合基金中劃出一定比例或額度作為大病保險資金，這一籌資方式或將加劇籌資困難區域醫保基金支出壓力。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劉國恩以湖北省為例研究發現，居民基本醫保報銷水平提高５個百分點，人均籌資需增加３０元，各級政府財政投入需要增加２．６５億元。相應的，如果大病醫保在３萬元以上的高費用段報銷比例提高１０個百分點，人均籌資僅增加１４元，各級財政補助需增加１．２億元。對于個人和政府而言，大病醫保的增量投入均不到基本醫保投入的一半，報銷比例卻可以提高兩倍。
此外，大病保險統籌層次低也給保險公司帶來較大壓力。承辦大病保險的相關商業保險公司反映，當前全國各地多為市級統籌，有的地市甚至僅為縣級統籌，統籌層次過低，不利于大病保險資金的調節和風險均攤。河南省２０１４年在全省推開新農合大病保險，成為全國首個大病保險省級統籌全覆蓋的省份。
基層衛生官員和業內人士指出，在當前背景下，要提高為省級統籌，至少需要達到三個條件：一是基金運行平穩，風險可控；二是強大的信息系統支持，全省即時結報；三是省級部門要愿意去攬更多事擔更多責。
提升救助力度，需善打“組合拳”
大病保險雖好，但僅靠這一項政策幫扶力度畢竟有限。更好地幫助貧病交加的困難群體，還需要打好“組合拳”。
“要不是大家一起幫忙，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江西上饒市信州區水南街道金山社區莫盛康說。原本家境貧寒，兩年前妻子又不幸患上肺癌，高額的醫療費用讓一家人一籌莫展，社區干部為他及時申請了“大病關愛”救助資金，一次性救助５萬元，幫家里暫時渡過了難關。
２０１３年，在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的基礎上，當地通過財政撥款、大病保險讓利、社會捐助、大病關愛資金利息收入等多個渠道募集“大病關愛”資金。對大病致貧的職工和居民給予二次保障，按患者自付費用減去家庭收入余額的５０％至６０％比例發放救助金，救助金額最高７萬元。
北京市也提出，加強醫療救助與大病保險政策的銜接，要求各區縣民政部門在年度醫療救助工作截止后，將本行政區域內社會救助對象享受醫療救助的信息，同時報送同級衛生計生部門和人力社保部門，協助開展大病保險工作。
與此同時，民間慈善力量日益壯大。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顯示，２０１２年全國７０多家慈善組織，開展了１３０多個兒童大病救助項目，覆蓋了先天性心臟病、白血病等１０多種兒童重大疾病。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項目管理部部長朱愛晶認為，與來自政府力量的救治并行不悖，在大病保障方面，社會慈善是一種更為靈活、更具人道主義的救助力量，但應該做好基本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慈善組織之間的銜接，逐步形成“醫療救治→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國家醫療救助→慈善組織救助”的報銷和救助流程。
建立一個全方位、立體多層次的大病保障體系，發揮托底保障功能，這是困難群體抵御大病最期盼的呼喚。
王振耀說，這樣一個保障體系的建立，有賴于充分發揮政府力量主導、市場力量撬動、社會力量參與，互相銜接協作，最終實現多渠道為困難群體筑牢抵御大病風險的堤壩。（記者仇逸、高皓亮、劉翔霄、丁靜、李亞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