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亞足聯年度頒獎禮上，中國足協第一次收獲了草根足球激勵獎。這看似是多個入圍獎項落選后的安慰，但對重新出發的中國足球而言，卻是一種肯定與鼓勵。
無論是作為“龍頭”的國家隊，還是吸引眼球的中超聯賽，對于改變中國足球根基不牢、人才不足的現狀，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社會足球這個“金字塔基座”的厚度，決定著中國足球的高度和后勁。《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三步走”戰略，而今經過3年實踐，正處于從近期目標向中期目標轉移的關鍵階段。讓草根足球盡早長成一片片“綠洲”，不只在于夯實基礎、營造氛圍，更關乎中國足球的未來。
業余賽事駛入快車道
12月初，“我愛足球”中國足球民間爭霸賽總決賽在海口打響，從海選賽和大區賽突圍而出的32支業余球隊分4個組別進行角逐，優勝者有機會登上足協杯的舞臺。這項賽事創辦3年來，已然達到1.7萬多支隊伍、約50萬人次參與的龐大規模。
民間旺盛的足球需求與參與熱情，借助草根賽事的平臺得以釋放，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除了全國足球業余聯賽、中國城市足球聯賽等打響口碑的全國性品牌賽事，地方足協搭建的業余賽事網絡，正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民間“綠茵場”。僅成都一地，每年各類各級別足球比賽累計多達兩萬場。
在傳統的十一人制足球之外，五人制足球、沙灘足球也借助足球改革的激勵政策，駛入發展“快車道”。全國社會足球工作會議上的一組數據顯示：2017年度的五人制超級聯賽和甲級聯賽總受眾人數達到3100萬人次，明年聯賽將擴軍；全國沙灘足球錦標賽引入新的發展模式后，賽事增至63場，覆蓋22個省區市。
在中國足協副主席李毓毅看來，當前社會足球正在陽光雨露下生長，處于良性發展的軌道，“一是有完善的規劃，足球改革總體方案落到地方，省委省政府參與的達到85%—90%；二是場地設施的提升，按照‘十三五’規劃，從現在的1萬塊爭取增到7萬塊；三是地方聯席會議制度提供領導機制保障。有了這3點，可以看到深圳、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社會足球都辦得有聲有色。”
中國足球曾經走過彎路，長期處于相對孤立的環境中。社會足球的價值在于為足球發展奠定根基，而打造“足球強國”的目標，要靠擴大足球人口來實現。成都沒有中超球隊卻致力于打造“足球強市”，正是依托完善的業余賽事體系和近200個業余俱樂部，將深厚的足球情懷變為扎實的踢球人群，凝聚起一座城的足球力量。
李毓毅坦言：“到2020年，足球人口要達到5000萬，這個目標很艱巨，我們目前的工作要把擴大足球人口作為重點。”《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通過社會足球人口不斷增加、水平不斷提高，為職業足球奠定扎實的群眾基礎和人才基礎”。這意味著，足球人口不僅要數量，更要質量。本賽季全國業余聯賽首次與中乙聯賽形成升降級機制，但中國足協更希望參賽隊伍不以沖乙成功與否為評價標準，而是擴大業余俱樂部的本地影響，培育基層足球的肥沃土壤。
“未來的業余聯賽要把各地串聯起來，進行細化加強。業余聯賽水平慢慢提高了，通過一定準入制度與職業聯賽接軌。我們期待，由參與的人群來玩出一種機制、平臺乃至生活方式。”李毓毅說。
地方足協當好排頭兵
打開“綠茵歲月”APP，成都市足協的22個會員協會對行業管理、新聞發布、注冊認證、賽事運營、宣傳推廣等的需求，均能在這個專門研發的競賽組織管理平臺上“一站式”解決。僅此一個細節，足見成都社會足球的精細化程度。
足球圈有句話：哪個地方足協發展得好，哪個地方的社會足球就搞得好。去年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后，各地方足協調整改革加快推進。有業內人士坦言，轉變行政化思維模式，對工作職能、目標和對象的重新定位是地方足協改革的核心，“不能還圍著金字塔塔尖的綜合性運動會、職業隊打轉，而要服務會員、服務廣大足球愛好者。”
11月中旬，北京市足協完成換屆，正式與北京市體育局“脫鉤”。在獨立生存后，社會足球成為重要抓手。“以前市足協和市足管中心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大家習慣做甲方，現在足協要找到做乙方的感覺。”北京市足協專職副主席汪江濤介紹，新一屆北京市足協在全國首個設立了球迷委員會，未來還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降低市民踢球的成本。
角色轉變成為地方足協的“必修課”，不僅要順應參與者的需求，更要學會管理。過去由于流程、規則、細節的不規范與不專業，社會足球一度被貼上“野球”標簽。在業余賽事“井噴式”發展后，球員注冊、辦賽機構資質認定、賽事管控、裁判員培訓等工作越發需要準入門檻，并輔以強有力的管理舉措。
過去一個賽季，從足協杯到各地業余聯賽，追打裁判、球場互毆等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嚴重損害社會足球的形象。除了球隊自身的問題，地方足協疏于管理和引導難辭其咎。汪江濤認為，除了在選派裁判時進行賽前預判，盡量把人為因素降到最低外，一旦有人觸碰紅線，無論對球員還是辦賽機構，地方足協要有“一票否決”的處罰力度，敢于拉入黑名單。
成都市業余足球聯賽搞了20多年，得出的經驗是：既要事后嚴懲，更要事前防范，讓參與主體主動維護賽風賽紀，才是治本之道。成都市足協負責人表示，每次比賽前與參賽球隊“談一談”，向大家灌輸一種理念，比賽是大家自己的，有了歸屬感自然會珍惜比賽。而參與者的認同感，實際上增強了協會的權威性。
當然，打鐵還需自身硬，能否辦好社會足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足協的建設。“脫鉤”之后，一些地方足協的組織體系、造血機制尚不健全，資產管理、人員配置、薪酬標準等配套政策，地方政府難以單獨突破。對此，李毓毅表示：“地方社會足球現在形成的所有格局都是地方足協做的工作，社會足球在成長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正常的，當然我們也要重視，找到源頭來解決。”
社會足球還得接地氣
2017中國城市足球聯賽中，在延邊北國長白虎隊的主場，每場比賽都涌入近3萬名球迷，穿著統一服裝觀賽為主隊加油助威，聲勢絲毫不遜于中超賽場。如此火爆的場景，在以往幾乎不可想象。
首屆甲A聯賽，成都金牌球市名震南北，那些跟著爸媽做過“人浪”、喊過“雄起”的娃娃們，如今很多正在業余賽場馳騁，而他們的孩子將來也能通過校園足球走上綠茵場。這一代代的傳承，不正積淀著城市足球文化嗎？
群眾并非沒有參與足球的愿望，很多社區、單位都有自發組織的球賽。“社會足球的特征就是老百姓玩，各級足協來做服務。比如場地、裁判有困難，我們就來提供。對賽事進行相應的引導，整合各種資源搭建好平臺，讓老百姓可以開心地踢球。”李毓毅說。
武漢市有著100萬社會足球人口，為滿足群眾踢球需求，僅2017年就建成足球場地300片，實現對武漢三鎮的全覆蓋，各類社會足球賽事超過3000場。武漢漢為體育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吳江說，還得拓展本地業余足球俱樂部，使之形成規模，依托這些俱樂部增加社會人群的足球歸屬感，推動社區青少年足球培訓。
目前，全國辦出口碑的業余足球賽事不少，比如北京的百隊杯、上海的陳毅杯等。一些地方還探索出為企事業單位定制賽事的新路子。辦好比賽的同時，如何讓社會足球更接地氣？北京市足協動了腦筋，未來在場邊配套餐飲服務、孩子玩耍設施等，讓足球變成家庭休閑的方式。某種程度上，這是社會足球的供給側改革。
與職業足球一樣，社會足球的發展同樣要按規律辦事，足球文化需要時間來涵養，任何揠苗助長的行為都會損害本就脆弱的根基。“有些業余比賽打出非常懸殊的比分，說明比賽雙方水平不匹配，基層有辦賽熱情卻沒有專業知識，也與功利主義有關。”李毓毅直言，足球是民生，是精神，更是文化，腳踏實地才能水漲船高。
值得欣慰的是，以《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為指引，社會足球正行進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在全國社會足球工作會議展望2018年的規劃中，業余賽事、足球公益活動、基層教練員和裁判員培訓等方面都有清晰的路線圖。“我們要大力引導和推薦‘中國足球城’和‘中國足球小鎮’建設，樹立足球發展標桿，讓足球文化真正在城市生根，提升足球項目影響力。”中國足協黨組書記杜兆才說。
《 人民日報 》（ 2017年12月20日 2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