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因為工作關系，與鎮辦的文化站長們接觸頻繁。從最初的陌生，到如今的諳熟，他們就像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親人一般，讓我牽掛，讓我感動。
每一次，當上面布置了新的任務，我就會在第一時間拿起辦公室電話，撥下一串串熟悉的號碼。隨著電話鈴聲的響起，一張張生動可愛的笑臉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喂——”當我剛剛發出一個字，話筒里已傳回“洪姐，你好！”的問候聲。有時甚至不等我開腔，他們就熱情地叫著洪姐，不能不讓我詫異，瞬間，一種暖暖的感覺像五月的薔薇在心底悄悄綻放。
說實話，這幾年因為諸多原因到各鎮辦去得較少。全區34個鎮辦我最多去過三分之一。但所有的站長和經常到辦公室來辦事兒的文化干部，我幾乎一口就能報出他們的名字。無論他們是誰，無論是在地理條件如何惡劣，這些依然工作在最基層的兄弟們都是我的好兄弟，值得我尊敬。有時，我會像喊自家兄弟那般叫他們的小名字，在他們踏進辦公室的一刻，遞上一杯熱茶，忙里偷閑地跟他們拉拉家常話，開開玩笑。只有這樣，我的心似乎才得到一種安慰。畢竟，我也是從農村一步步走進城的，懂得其中的甘苦與辛酸。我知道，在這些起起伏伏連綿不斷的山水間，有我的這些可愛的站長兄弟們還像當年的我一樣，奔波在城鄉之間。他們不是沒有夢想，而是正奔走在通往夢想的路上。
放眼全區的文化站長，前兩年還有兩個女站長，如今已是清一色的男丁，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站長年齡都比我小，個個都是精干的小伙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部隊服過役。一次，我帶著八九個文化站長和五六個社區主任到西安參加燈光音響培訓會，一路上，站長兄弟們爭相給大家講述部隊的生活。特別是說到他們剛進部隊時因為淘氣被班長收拾的模樣，至今讓我心里隱隱作痛。聽著他們平靜地講述當年在部隊的點點滴滴，我分明感受到他們的成熟和豁達。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只因那時太年輕，個性強，不懂事。是啊，誰沒有年輕過，誰又沒有為年輕付出過代價。古人說，吃一塹長一智，成長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最有趣的還有，當我們乘坐的汽車經過一片莊稼地時，話題馬上轉向農事方面。有的說，如果讓我來種這塊地，肯定比他們經管得好，也有的說，這樣的地適合種烤煙，還有的說適合種油菜，反正，一石激起千層浪，圍繞這片莊稼地，你一言，我一語，三句話不離本行，個個發表高見，車里仿佛變成了農業研討會。
聽著他們熱烈的討論，我終于明白了他們平時都在忙些啥了。過去，提到鄉鎮干部，老百姓戲謔說，他們的工作無非就是“催糧要款、刮宮流產”。聽起來頗有一些難堪的滋味兒，但那是時代所致，作為一個普通的鄉鎮干部只能順應潮流。自從鄉鎮區劃調整改革政策實行以來，“鄉”的稱謂徹底退出漢濱的歷史舞臺，除了新城、老城、江北和建民4個辦事處外，其余30個行政單位統統稱之為鎮。新的格局有新的服務方式。特別是隨著國家對文化工作越來越重視，文化惠民工程日益增多，免費開放工程、資源共享工程、農家書屋工程、戶戶通工程等，老百姓就近就能享受到免費的文化大餐。這一切都需要這些站長兄弟們帶領大家一點點去落實。可是，據我所知，全區的文化站除了恒口、關廟等少數幾個站人員還算充足，絕大多數文化站只有一兩個人，即使有的編制在文化站，人其實都被長期被借調到其他部門。平時這些站長兄弟們除了忙站上的日常工作外，大多數都身兼數職，如宣傳、旅游、共青團、遠程教育，甚至還有的身兼婦聯工作。這些還不上算，文化站基本上都承擔有包村任務。
說起包村工作，他們個個有苦有樂。一年到頭，他們絕大多數時間都沉浸在解決村上民事糾紛、處理遺留問題、想方設法找項目、挨家挨戶宣傳合作醫療、推廣新型栽培技術，如種植大棚蔬菜、板栗、核桃、柑橘等等包村工作當中。解決老百姓看電視、聽廣播的問題自然是分內之事。天干要趕快去防火，下雨要及時去防洪，遇到大災之年更要救災扶貧。農閑時節則趕緊登門入戶收合療費等。
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面對老百姓日益強烈的文化需求，站長兄弟們也著急撓頭。可以說，他們雖然身為文化干部，前些年，在人們的印象中，文化站就是一天放幾遍廣播。現如今，鎮辦都逐步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多多少少還能給文化撒一點雨露，加之省、市、區各種培訓不斷加大，特別是針對文化站長的培訓，漢濱區可謂煞費苦心。除了文廣局里一年一度的春訓會以外，文化館更是從各種專業角度進行培訓輔導。看著這些文化站長兄弟們從過去的老虎吃天無從下爪的狀態到一步步找回自信，有條不紊地開展文化站工作，創造性地謀劃本鎮的群眾文化活動，我作為一個戰壕的大姐姐，打心底里為他們高興。除了教他們如何策劃、組織活動，養成記錄整理檔案的習慣外，有時也幫他們創作一些快板等文藝作品，給他們盡可能的幫助。
新的一年開始了，每每看到個個鎮辦把文化活動搞得紅紅火火，我從心里佩服這些文化站長兄弟們，不簡單！
